行政程序重启涵盖包括重启申请、条件、行政裁量、审查程序及可诉性等广泛内容。
腐败治理的关键在于，全面推进与落实腐败治理领导权机关腐败治理的战略决策，腐败治理体制作为一国国家治理的规范体系，必须高度重视组织体制、权力分配体制、权力运行体制以及反腐机关、社会参与的权力行使与组织模式等内容，确保规范体系科学。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对腐败治理行使领导权的机关，党对监察工作的领导，涉及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战略领导与动员领导四项基本内容，其核心就是要坚持由党统一行使国家治理与发展战略的制定权、推进权与动员权，全面主导腐败治理、国家治理的根本方向，据此，党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的现实，确立腐败治理的指导思想、制定明确的党和国家廉政体系建设目标和腐败治理发展战略，并就如何在法治国家建设中推进与实现该目标与战略，在坚持党内率先推进的同时，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提出明确的政策、立法、执法与司法检查建议，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明确、系统、可持续的国家反腐败战略行动方案、立法推进与实施计划，通过元监督权的行使，促使一切监督机关推进腐败治理计划的实施。
本文认为，监督性领导关系的本质就是领导关系，监察权必须受到权力机关的全面监督，是监察委的宪法义务。由上一级监察机关决定是否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具有防止从宽处罚权滥用的监督功能。三是监察活动复查制度。由个体腐败向群体腐败，再到体制性、制度性腐败，要求腐败治理做出积极回应，包括增加治理机制要素、完善体制，从根本上解决腐败治理成效不彰的问题。二是监察决定复核制度。
其次，挖掘了国家治理、腐败治理的基本经验。2.监察机关领导体制的基本内容 首先，以政治领导权为中心。司法机关的监督包括审判监督和检察监督，上述两方面监督构成监督体系的第二个层级。
[13]《监察法》从内外部关系两个方面，对治理权能进行了体制更新。省级以下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延长留置时间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国家权力结构形式，维护腐败治理权的有效行使是一切政治体制的选择。腐败治理体制建构目标是实现腐败治理领域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
其次，以上级机关主导监察决策权为中心。腐败治理体制的内容以有效行使国家腐败治理权为前提，建构统辖于国家腐败治理领导权之下的治理决策权、推进权、动员权及有效衔接规则，形成规范体系。
[16]党对监察机关腐败治理权的领导涉及两个重点课题。于对一般监察业务活动，监察委员会采抽象领导方式，由监察机关的承办部门及主要负责人个人具体承办。摘要：以腐败治理为导向，创立具有国家第四权性质的独立监察机关、启动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与制度创新。就权力机制而言，是对党和国家事务进行集体领导。
通过强化机制的效能，为反腐制度确立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环境。根据《监察法》第3条关于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本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的规定，监察权是国家腐败治理主导权，这是重构国家腐败治理体制的基础。[15]双重负责与内部领导关系的复合设计，在于保障监察权的一体化权威性与外部性，解决群体性塌方式等重度腐败的治理难题。 [9]参见王卓君、孟祥瑞：《全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进程及中国未来走向》，载《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在立案之后，通常采取主要负责人承办制。集体领导原则是中国特色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要求和体现。
[14]参见于安：《反腐败是构建新国家监察体制的主基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1.监察机关领导体制的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原则。
监察机关作为独立行使国家腐败治理权的主体，在国家腐败治理总系统中居于执法主体的地位，负有确保方案统一实施的首要责任，除全面实施《监察法》及国家其他反腐败法律，履行执法职责外，还必须定期向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报告推进进展，发现推进中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方案。二是党对监察工作的领导方式。机制与体制在腐败治理中的应然定位与功能差异，决定了二维发展路线及完善重点选择的必要性。一是监察权运行的内部组织体制，即监察机关就监察权行使中内部上下级及协调关系。就权力机关对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修正《宪法》第3条、第126条、第67条和第104条分别规定了负责制与监督制，《监察法》则规定了负责制+监督制，即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第8条)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第9条)。总体而言，各国推进腐败治理目标的实现，主要是循着机制创新与体制完善两个维度展开，并以此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为防止监察权滥用，《监察法》第49条和第60条规定了监察对象申请复审以及申诉复查制度，对于复审和申诉决定不服的，还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和复查，但上一级监察机关决定为最终决定。所谓领导体制，是指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内、外部领导关系，包括:一是监察委员会的外部领导体制，即监察机关与外部领导机关之间的关系;二是监察机关的内部领导体制，即监察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参见胡鞍钢、过勇：《转型期防治腐败的综合战略与制度设计》，载《管理世界》2001年第6期。然而，在中国腐败治理的攻坚阶段，监察委员会承担着取得腐败治理战略总攻与系统性监督体系建设的重大使命，革除既有检察领导与组织体制在既往腐败治理中的问题，实现体制全面更新，尚有待全面解决好以下延伸问题:一是健全与完善党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体制;二是监察机构负责人选任与考核的脱地方化;三是合署办公模式下两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与组织体制问题;四是条条化与块块化系统内监察领导体制与组织体制协同问题。
监察权实际运行中必须根据这一宪法体制原则，切实履行好人大监督下的监察权高效行使。 [17]参见魏昌东：《腐败治理模式与中国立法选择》，载《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6期。
只有在这种政治生态中，才能确立有效的预防制度。[10]优化腐败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战略由治标向治本、由战略进攻向战略总攻转移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公检法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构成监督体系的第三个层级。上级监察机关复核是对下级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及复审决定进行审查核实，以纠正错误决定，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一方面，首次通过立法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腐败治理的政治领导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监察一体化是防止监督权力地方化、监督失灵的有效机制，也是监察领导体制的重要内容，这一体制来自于检察机关领导体制，[21]而又有所完善，表现为:一是确认了国家领导地方、上级领导下级的领导体制(第10条）。监察一体化是国家监察机关领导体制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组织体制上，则表现为《监察法》明确规定了上级机关主导监察决策权原则，其基本内容在于，在监察权的具体运行中，根据监察委员会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针对特定事项由上级监察机关行使重大问题决策权、最终决定权。
燕继来：《中国腐败治理的制度选择》，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监察权的运行不仅包括监察机关根据《监察法》的规定对具体监察事项行使监察职能的活动，也包括监察权自体监督中的组织体制问题，对此，《监察法》规定了多元的监督模式，包括权力机关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形式，然而，由国家监察机关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的法律地位所决定，对于行使国家监察权的监察人员违反《监察法》规定，成立腐败违法或者犯罪的，仍只能由监察机关自行管辖，从而在监察机关自我监督模式上，实行的是内部约束原则。
申诉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查，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属实的，及时予以纠正。《监察法》第39条第2款规定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依法批准立案后，应当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确定调查方案，决定需要采取的调查措施。此外，《监察法》第61条和第65条也规定了集体领导下的领导责任，立案依据不充分或者失实，案件处置出现重大失误，监察人员严重违法的，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和职务行为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依法予以处理。如何更好地实现党对腐败治理的领导，是腐败治理体制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监察法》创新国家腐败治理体制的积极意义 首先，探索并把握了中国腐败治理体制建设的基本规律。上述问题，均非单纯的静态化监察体制法律制度的内容，需要真正动态化的制度建设加以保障。
在此阶段，集体领导均属于抽象领导，但若调查中涉及重要事项时，集体领导则转为具体领导。一是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8]参见任建明：《我国未来反腐败制度改革的关键：反腐败机构与体制》，载《廉政文化研究》2010年第1期。十八大以来，立基于全面推进腐败治理的需要，执政党果断提出了重构国家腐败治理体制的战略目标。
